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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之所以能转移、可协作，背后有战略考量。当有的国家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有的国家争抢中低端产业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内地有序转移，不仅迫切，而且可行。比如，像湖南这样的地区，既有坚实产业基础，又位于长江经济带与中部崛起战略的“交汇点”，既是“沿海的内地”，又是“内陆的前沿”，发挥综合优势，就能激活原本“梯级差”里的动能。发展的梯度转化，有助于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即便面临外部不确定性，我们也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和抗压定力。

　　化压力为动力，化势差为动能，是推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今天，辩证观察各领域的高低“梯度”，无不蕴藏着十足的后劲。比如人口老龄化，既有养老负担的增加，也带来更加智能化、适老化、健康态的新型消费，“银发经济”潜力足；又如县域消费日渐火热，绝非表面看来的“消费降级”，而是城乡融合发展中不断扩容的多层次市场。都说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这不仅仅是指数量上有优势，更在梯度上、结构上助推各类资源要素充分流动。恰是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中国经济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无论自身高质量发展还是参与国际竞争，都有了更稳的底盘、更足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