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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置身于“”对岛内民意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着实很难做出如此乐观期待,固守继续“拖”下去的立场。道理很简单,如整体趋“独”的趋势不予制止,时间久了,就是“他乡变故乡”,台湾势将永远脱离中国母体;更严重的是,如果再“执政”四年甚至“永久执政”,继续协助美国掐住中国大陆的战略咽喉,阻遏“中华复兴”,结果不仅“统一”无望,“中华复兴”也会受到影响。鉴此,我们需要重估“中华复兴”与“统一”的顺序,不能静等“统一”水到渠成;宁可忍受“统一”可确定的短痛,也不要让“中华复兴”承受长痛带来的无尽折磨,及“统一”的不确定性。
在当下的政治构造下,虽然美国国会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关系中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美国总统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推动者。虽然特朗普政府中存在诸多主张优先考虑台湾防务的,例如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chael Waltz)等要员,但这些所谓的“亲台幕僚”的逻辑不太可能过多影响特朗普的对台政策。道理很简单,特朗普没有表现出主动增加对任何合作伙伴安全援助的倾向,除非这种行动得到明显的回报。
此文的核心主张是,奥巴马政府结束以来,在未来亚洲所扮演角色的问题上,美国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伴随中国日益强大且自信,华盛顿选择加倍努力,付出高昂代价继续维系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要么选择承认中国注定将在亚洲扮演愈加重要的军事角色,并利用有限的资源平衡中国的力量,在不必维持自身亚洲霸权地位之同时尝试阻止中国在该地区建立霸权。“平衡战略既不是绥靖主义,也不是失败主义。这也许是未来几十年保护美国在该地区利益方面,唯一一种财政上可持续的方式。”
与此文的立场异曲同工,在2025年3月份的《外交事务》上,两位美国智库学者发表专文《台湾执念:美国的战略不应绑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上》。两位作者声称,一旦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虽然美国将在军事、经济和声誉上遭受重大挫折,但这还不足以证明为这场潜在冲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是“合理的”。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亚洲出现“不受约束的霸权”,减少关注台湾本身,即便中国完成统一,美国仍有能力集结一个“制衡联盟”,以阻止中国在亚洲地区寻求政治和军事霸权。文章题目说“执念”(fixation)是指现有的保台理由逻辑上根本难以自洽,而在作者看来,保台的最佳方式其实就是弃台。
这些观点目前尚非美国主流,但却符合特朗普阵营中多数政军学高级幕僚们的立场。典型体现是,今年1月23日《南华早报》引述国防部助理部长奥斯汀・达默(Austin Dahmer)的话说:“对美国而言,台湾很重要但并非攸关生死。美国不会折断矛头以保卫台湾。既使丢了台湾,美国人民仍能安全繁荣且自由的生活。”《日本经济新闻》引述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的话说,“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夺取台湾,但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地区权力平衡依然可以得到维持”。
很明显,上述所谓的“新弃台论”和“制衡论”等观点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无疑是中美军事实力在印太地区的此消彼长。“冷战初期,美苏对峙二十多年,历经多少大小危机,甚至包括惊心动魄的古巴危机,直到苏联整体核武器数量,尤其既精准又快速的陆基洲际飞弹超越美国时,美国才借核武谈判开始与苏联平起平坐,讨论世界大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在的情势堪比当年的美苏争霸格局。无怪乎,台湾当局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近日撰文明确指出,“中美军力一升一降,美国抗识下,特朗普高层已逐渐移向谋和”。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超强,在所有地区都是最大的主导力量,一定很不情愿坐下来与讨论如何重新分配东亚的主导权,尤其是北京目前似乎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采用“平衡论”还是“新弃台论”的最大障碍之一,无疑是美国政府僵化的思维模式。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存在一种执拗的观念,即维持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既然主观上执拗维护所谓“美国公信力”而不愿“弃台”,客观上囿于自身军事实力衰落又不敢与大陆兵戎相见,那么继续选择维持不战不和的现状便自然最为容易成为理想的选择。
准备二:特朗普上任以来的种种作为业已说明,他不会回到“民主对抗威权”的语言框架中,也不会寄希望于联合国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他本人更不会受到国际规则和规范的特别限制,更不会花时间去关心盟友和伙伴的利益或担忧他们的顾虑。无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和2028年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自二战结束以来主导全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体系恐怕难以回归昔日常态。一个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的多极世界格局呼之欲出,世界将呈现模糊的边界,而非明确的阵营分界,并进入一个更加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时期。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智库洛伊研究所于2025年1月发表题为《五个一中:定义台湾之争》的学术报告,系统梳理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就所持立场。经过统计,该报告指出,有总计89个国家即将近一半的会员国正式认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同时也支持其有权为实现统一做出“一切努力”。这就是说,支持中国大陆“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的国家,除非政权更迭,面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武统或封锁台海等,都应保持缄默,否则等于撕毁联合声明承诺。
20年后两岸关系比之当年已判若天渊,就国共关系论,2005“胡连会”时对“九二共识”的坚定立场在如今的内部早已态度成疑;就执政的来说,虽然“法理”的主张日趋微弱,但以不碰触《国家法》划定的红线方式进行的“柔性”却如火如荼。在此情势下,当昔日以“反独”为重的原则性、宣示性的《国家法》已不足以因应长期执政的两岸变局,势必迫使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需要制定更具有执行面向的综合性法律,而《维护国家统一法》的蓄势待发,无疑是要为最终统一取得更为坚实且更具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其一,尽管2022年“白皮书”删去了台湾回归后享有“高度自治”的表述,尽管王毅外长表示,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但并不意味着以后要彻底放弃“一国两制”而径直进入“一国一制”;相反,如果最终中美通过协商实现“和统”,那么为尽最大可能减少治理成本,台湾民众仍会享有类似于港澳居民那般享有的特殊待遇。为此,对于回归后台湾居民享有的权利,《维护国家统一法》完全可以参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进行具体列明,以此有望最大限度减少部分台湾民众的顾虑,最大可能减少未来治理台湾社会所遭逢的心理阻碍。
其二,一党独大,严重挤压了其他党派的生存空间,伴随民意基本盘愈发倾向于事实独立,所以,这些党派力求翻盘重新夺回政权的机率可以说日渐衰微。为求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不排除部分党派会转而投向大陆,寻求自身的价值体现,为自身在回归之后的台湾政坛重新占据优势地位而提前布局。有鉴于此,在制定《维护国家统一法》时,立法机关应当因势利导,在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适当留足相应的制度空间,以求最大限度地有效“回应”这些可能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