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Venetian Macao Casino(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在RDAGM的管理下，纪律的维持和管理通常会交由宪兵部队和地方官员组成的地方法庭进行。这些法庭通常设置于各个意军军团的总部，法庭庭长由RDAGM任命，一般多为训练有素且与军事法相关的法学人士担任，而法庭的其他法官则由法庭所属的军团选定指挥官担任。除此之外，其他的职位也被安排交付由那些免于服役的法律学相关人士担任。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涉及高级军官的问题时，意大利方面选择由纪律委员会进行处理，该委员会在1915年由时任意大利战争部长维托里奥·祖普利推动建立，该委员会原则上对战争部长本人负责。设立这样的委员会的目的是意大利政府层面试图对军队高级将领进行一定的控制，当然这也引起卡多尔纳的不满，在卡多尔纳的推动下，最终祖普利被解职，随后上来的保罗·莫罗内则很明显更趋向于不干涉，这也就使得在政府对于高级将领的干涉变得更加困难。

　　在执行层面，意大利的军事法庭所执行的《军事刑法》最早可查于1869年颁布的《刑法》，由于卡多尔纳本人对于的迷恋和对征兵部队政治可靠性的担忧，卡多尔纳遂在1914年9月开始，于《军事刑法》中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法律条文，例如死刑（意大利的民事司法系统于19世纪90年代便废除了死刑）。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关于监禁、强迫劳动、开小差等方面的内容，即便是轻型罪行，也会被判处100-5000里拉不等的罚款，这样的罚款即便是一个下级军官都难以承受，更不用说是由南意大利地区老农们组成的意大利士兵阶层了（意军基础士兵的每日工资只有50分钱，相比之下一个成功的小农每日最多都可以赚到2里拉）。除了这种物质和肉体层面的惩罚以外，意军方面还使用了精神层面的惩罚，剥夺荣誉称号等惩罚在意军部队中已经被视为最轻微的惩罚了，有的部队会采用将受罚者手脚拷在树上以示惩罚，有的时候是在后方，有的时候则是直接放置在前线。（在意军的军法条文中，还规定了关于士兵的死亡方式，如果士兵是以背后中弹的方式死亡的，那他就不会享有同胸部中弹者一般的荣誉，因为上级认为这样的死亡方式是一种耻辱）

　　可能有的读者会单凭以上数字可能会产生似乎意军军法的残酷是被可夸大了的一种印象，但是当我们将意大利的协约国盟友的数字以及德军方面的数字拿出来进行对比就会理解意军军法的残酷。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方面一共判决了2000人死刑，最终落实到执行层面为600-700人（死刑占比为30%-35%）；英国在世界大战期间一共判处3080死刑，最终实际执行人数为346人（死刑占比为11%）；德国方面更为夸张，世界大战期间仅判处150项死刑，最终实际执行为48人（死刑占比为32%）。从这一点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英法还是德国，在做出死刑决定的时候都要比意大利方面更加谨慎，尽管英国和法国判决了大量的死刑，但是实际执行时会尽可能的将绝大部分死刑犯改判缓刑，而德国方面则是从判决方面就尽可能的去避免死刑。而意大利方面，死刑的执行占比高达70%。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则源于卡多尔纳本人的思维。我们说过，卡多尔纳是青睐通过的方式来维持军纪的。因此，在关于死刑的处理上，卡多尔纳本人极其推崇所谓高效式的处决，一方面可以立威，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住军纪。在1916年11月给妻子的一封书信中，卡多尔纳向他的妻子表述了推行高效的死刑审判的必要性：“奥斯塔公爵刚刚通知我，某些团（指第6神枪手团和第75步兵团）已经犯下严重的犯罪行为，一些士兵因此未经审判便被立即枪杀。这些事情是可悲的，但是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做出案例，麻烦就会随之而来；无纪律行为就会接踵而至，我希望你可以想象一下后果。”随后在1917年6月，卡多尔纳再度向时任意大利首相，同时与卡多尔纳本人关系不错的保罗·博塞利寄去三封信，信中卡多尔纳强调：“有必要大规模的迅速执行死刑，并且放弃司法审判程序，因为切断邪恶的根源是必要的，希望我们可以及时这样做。”

　　可以说，面对这样一个召之能战且战功赫赫的部队，即便不授予其荣誉，至少也应该和颜悦色做到基本上的有求必应吧。毕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刚在一个地方打完惨仗就立刻马不停蹄感到另一处战场的。但是很明显的是卡多尔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着该旅在伊松佐前线的伤亡越来越大，而又长时间无法得到应得的休整，终于在1917年3月21日，拉文纳旅下属的第38步兵团开始拒绝返回防线并向空中开枪以示抗议。该旅的许多士兵要么喝的酩酊大醉，要么干脆一坐下拒绝返回防线。很快，事情被旅长朱塞佩·皮斯托尼准将获悉，皮斯托尼准将清楚他的士兵是因为什么原因拒绝返回防线的，毕竟意大利前线的环境确实也很恶劣。

　　通线师师长多梅里科·格里尼将军在宪兵的陪同下开始前往拉文纳旅的驻地视察，途中他们遇见了两名滞留在后方的士兵，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两个人参与了3月21日的抗议，但是格里尼还是命令宪兵将其枪杀，随后在第二天，格里尼下令解除皮斯托尼的职务，而拉文纳旅的继任指挥官很快就在部队中推行了严酷的手段来恢复纪律，他们从抗议的第38团中随机抽取了20名士兵，然后从这20人中再随机抽取了5人执行枪决。除此之外，在卡佩罗（意军第二集团军指挥官）的授权下，军事法庭又额外判处了三项死刑。然而处决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两周后随着该旅返回后方休整，军事法庭再度对该旅进行审判，共审判了23份案例，其中除去一起被无罪释放以外，剩余22份案例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此外，在卡佩罗的坚持下，该旅又有数人被各种理由枪决，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被枪决者是军队抗议事件的带头人。最终，该旅一共有29人被枪决，其余士兵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旅长皮斯托尼被解职，甚至连师长格里尼本人也受到上级单位严厉批评。

　　卡波雷托战役期间，意军的灾难还通过隆美尔的经历得到体现（是的，就是二战时期的德军名将埃尔温·隆美尔）。在10月26日，隆美尔率领的符腾堡营攻占了前线的马塔朱尔山，隆美尔惊奇的发现，他竟然以36人伤亡的代价俘虏了意军9000人，这一经历为此后隆美尔对意大利人怀有刻板印象埋下了伏笔。不过，有后世学者提出为什么隆美尔会取得如此成功。学者马克·汤普森（著有《The White War: Life and Death on the Italian Front 1915-1919》一书）认为“隆美尔不可能想象到意大利人有多么困难......其实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失败的种子，早在1917年9月前就埋下了。”

　　而另一方面，在纪律制度方面，迪亚兹并没有完全修改卡多尔纳时期的纪律制度，这一点和大众印象中的迪亚兹相去甚远，在某些方面，例如士兵开小差方面，迪亚兹的处罚比起卡多尔纳时期更加严格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迪亚兹一成不变的照搬卡多尔纳时期的处置方式，作为一个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军官，迪亚兹深知士兵需要什么。他废除了卡多尔纳时期一些不合理的做法，例如即时处决，同时他大幅下降死刑的判决比率和执行比率，提高死刑中的缓刑占比，尽可能多的避免制造冤假错案。在迪亚兹的努力下，1918年意军军事法庭判处的死刑案例仅为54例，其中缓刑为18例，缓刑占比为33%，而卡多尔纳时期的缓刑占比为42%，下降了9%。另外比起卡多尔纳执掌意军的最后一年死刑案例数329例来说，迪亚兹时期的死刑判决更是大幅下降。从数字上便不难看出迪亚兹的努力。

　　而阿曼多·迪亚兹，这位被后世一些学者誉为“意大利版贝当”的将领也绝非传统印象中的过度仁慈，相比于卡多尔纳而言，迪亚兹之所以成功的恢复起意军的士气与纪律，所做的只不过是将卡多尔纳时期的一些政策真正的落实下来了，例如在福利待遇方面，真正的让意大利士兵可以远离前线去享受休假；在纪律制度方面，充分发挥军事法庭中法学人士的作用。他坚持了卡多尔纳时期的一些合理的政策，例如针对士兵开小差和休假结束未归队，抛弃了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例如不走法律程序草草处决士兵。因此具体说迪亚兹完完全全对意军进行大修大改，这一点倒是有点刻板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