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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明初，广东香山县的澳门半岛北部开始出现村落，起先称“蚝镜（境）澳”。澳门附近海域，明时以产蚝（牡蛎）而闻名；“澳”则指船只靠泊的地方。后来，文人们嫌弃“蚝（蠔）”字土，将“蠔”雅化为“濠”，继而出现了“濠镜澳”的雅称。澳门半岛有南台、北台（今日西望洋山和东望洋山），两山高耸相对如门，则是“门”的来历。这样，“澳门”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常见的称谓。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澳门”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之奏稿《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疏云:“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蚝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日南北台即澳门也。”

　　虽然澳门Macau不是“妈阁”的音转，但也与天妃有关，确实是一个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Macau（Macao）其实是Amagao（阿妈港）的缩写。由于时人将天妃（清朝升格为天后）称之为“阿妈”或“娘妈”的关系，澳门天妃庙附近的水域称之为“阿妈港（亚马港）”。郭棐《粤大记》的香山县图中，有濠镜澳的村子，右侧标有“番人房屋”的房屋图像，向右即“亚马港”。1952年，日本学者写的《长崎轶事》提到的澳门旧地名也是“妈港”。

　　最早来华的西方人之一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也曾明确指出Macau得名与阿妈港的关系：“他们（广东官员）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 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Amacao），在阿妈（Amae）湾内。”

　　Amacao中的cao对应的其实是汉字“港”，此词本应写成做Amacão。葡萄牙语没有ng韵尾，在拼写ng尾汉字的读音时，只能用鼻化符号“~”表示。语言有趋简性，就像本名“阿妈港”很早变成“妈港”一样，Amacão也很快缩写成了Macão。Amacão缩写成Macão后，早期葡萄牙人地图也确实出现过将澳门拼写成Macão的地名。葡萄牙语在拼写时经常省略“~”，如下图两个叫西芒的葡萄牙球员，其中一人球衣上的姓名就没有鼻化符号“~”。如此一来，Macão就成了Macao。早期“妈港”的译名有Macão、Macao、Macau等多种写法，后来被统一为Macau。Macau与Amacão略远，才造成了回译成汉字的混乱。

　　受最早来华的葡萄牙私商影响，清代之前的西方人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南方只有两个省：其一是Liampo宁波省；其二就是Canton广东省。在《中国札记》和《早期澳门史》中，Canton原本都是指省名广东。Canton在其它领域的名词也是与省名有关，广东的主要河流珠江称为Canton River，珠江三角洲则是Canton Delta。1655年，意大利地理学家卫匡国出版了西方最早的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地图集》，广东分图也是省名、府名不混，拉丁文Qvangtvng指广东，Qvangchev指广州。然而，卫匡国的正确记录并未被西方后来者继承，由于未知的原因，Canton逐渐成了省城广州最为知名的外文名称。

　　1906年春季，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转写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会上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1892年初版《华英字典》写法为依据；而闽粤的部分地名有习惯拼法的，可保留不变，如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这个错误的地名转写被官方机构大清海关确定后，就产生了一个荒唐的现象：邮政地图中，Kwangtung指广东，Canton指广州；但是两个拼音（西文转写）对应的汉字实际上都是“广东”。

　　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就像人有官职一样，地名也有职务。我国古代有多京制的现象，为了区分不同的都城，会依其方位，称作某京或某都。地名的这类头衔被叫做“京号”。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随着时间的流逝，个别深入人心的京号成为流行于朝野的俗名，以至于人们都快遗忘它们的政区本名。受古代中国人影响，西方人也有误当京号为正式地名、通过京号来转写当地地名的现象，Peking这一地名便是典型的例子。

　　Peking对应的两个汉字是“北京”，但一直到民国，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从未出现过“北京”。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其实是个明朝以来的俗名。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间，真正的政区名是应天府，并拥有京师的京号。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自己的发迹地北平府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并改统县政区名为“顺天府”。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正式以“顺天府”为京师。而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京号改称“南京”。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因留都为“南京”，京师被对应地有了“北京”的俗名。

　　明末开始,北方话中舌根音g、k、h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出现了舌根音腭化现象。gi、ki、hi的读音分别变成了ji、qi、xi。以“希”字为例，它本来读作hi，类似英语“他”he[hi]的读音；腭化后，读成了xi。相应地，king（ging）就变成了jing。即便如此，我国到清末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派官话。它保留了入声和舌根音不腭化的读法。在读书音方面，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派官话。于是，近代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北京和南京并非我国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的京号地名，更早的是一个叫Cansay或Quinsay的京号地名。它们对应的汉字是“行在”，这个“行在”当然不是朱棣的行在，它具体指代的地名是南宋国都临安府，即今天的杭州。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京号不称为“京城”，只称之为“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的东方最美城市Quinsay就是行在（杭州）。“行在”成了明代以前杭州在西方最为知名的译名，《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Cansay指的即是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