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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9日，河北邯郸。晚19时许，正是晚高峰时段，一辆白色小汽车行至路口左转弯时，竟“转小弯”逆向停在了路口。执勤交警发现异常后上前查看，发现驾驶人歪倒在驾驶座上，无论如何呼喊、拍打车窗，都没有反应。考虑到驾驶人可能突发疾病，交警立即呼叫增援，另一名交警则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驾驶人一直没有回应，且车辆还挂着挡，交警稳住车辆后果断破窗，并将驾驶人从车上抬下，发现其脸色苍白，已失去意识。交警立即将驾驶人放平在地上进行急救，一名恰好路过的医生也上前帮忙进行心肺复苏，约1分钟后，驾驶人终于恢复意识。随后，交警将其送上赶到现场的救护车，并一起跟到医院，直到其家属赶到，交代好情况后才放心离开。目前这名驾驶人已经脱离危险。——生命高于一切！向现场的热心医生、群众以及交警致敬！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通过系列实践，福建监狱将相关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形成《福建监狱开展恢复性司法活动工作指引》，成功完成恢复性司法案件64起，引导罪犯主动履行民事赔偿2000人次，帮助2800余名受害者获得赔偿300余万元，让罪犯认罪悔罪综合评价机制“穿透纸面”，有力保障了受害者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福建监狱形成了以执法为民理念为中心，以教育改造为抓手，搭建沟通协商桥梁“三个渠道”，巩固成效“三个机制”的“1133”恢复性司法工作经验做法。

　　196.com“如果找不回来丢失的耳蜗外机，不仅需要重新花30多万元购买，女儿还要重新动一次手术取出颅内的内机，多受一次罪。”12月16日，提起自己在10多天前弄丢了女儿的耳蜗一事，大冶市民刘先生仍心有余悸。原来，在12月5日，刘先生带着2岁女儿去学校接儿子放学途中，不小心将女儿的一个价值32.9万元的耳蜗外机弄丢了。接到求助后，大冶市公安局东岳路派出所民辅警进行扫街搜寻，最终通过监控，帮忙寻回遗失的耳蜗。

　　为切实推动健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体系，《意见》明确了党委政法委、法院、教育、民政、司法、卫健、妇联、妇儿工委等八个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及工作衔接机制，如规定教育、卫健、民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反家庭暴力业务培训，督促指导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情况及时通知当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和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派出所共同查访，或者单独进行查访，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协助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合力做实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196.com近日，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发挥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用，积极干预化解家庭、婚恋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聚焦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意见》在明确出具告诫书情形、告诫书内容以及细化告诫实施流程等方面作出规范。如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情节较轻且具有因实施家庭暴力曾被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等多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或者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且取得受害人谅解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等。《意见》还对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样式、内容作出规范，并将有关法律条款摘录附注。

　　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家庭暴力证据标准等问题，《意见》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包括：加害人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的，需要加害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力的，需要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辅证。同时，明确了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可以适用的辅证类型，包括记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家庭暴力相关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加害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伤情鉴定意见，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相关部门单位收到的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记录等8类证据。

　　“以前居民间有了矛盾，吵闹是常事，如今邻里间矛盾少了很多，即使有什么事，在社区法律之家就可以得到调解，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很多，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提质上。”成都市成华区一名基层社区干部说。如今，邻里和谐渐成常态，社区法律之家如同一座温暖港湾，化解着偶现的嫌隙。据统计，自2017年至2024年上半年，成都市成华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案件19208件，涉案金额高达4.4亿余元，调解结案数量与成功率呈逐年攀升之势，这背后，与该区创新实施的人民调解“五化联动”品牌工作（以下简称“五化联动”）密不可分。

　　推进中，成都市成华区精心构建了“最优供给”匹配模式。当案件发生后，工作人员会依据案件特点，犹如经验丰富的工匠挑选最合适的工具一般，在全区范围内进行统一的人民调解员调配。并且，同步选派相关行业专家跟进指导，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匹配到特长与之相契合的调解员。“无论是邻里间的琐碎纠纷，还是涉及专业领域的复杂矛盾，都能找到最为适宜的调解力量组合，这种精准匹配不仅提高了调解成功率，更让群众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专业与公正。”成都市成华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当前，成都市成华区在智能化调解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能直接开展矛盾纠纷网上调解。通过全面推广运用“律警民e点通2.0版”远程视频调解平台，成功构建起覆盖全区的矛盾纠纷感知网络，以及集远程法律咨询、视频调解、数据集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慧调解平台。对于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常见矛盾，当事人只需轻点屏幕，便可直接通过平台与调解员进行视频连线沟通。在调解员的专业主持下，双方能够迅速达成调解协议，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其二，聚焦组织“大整合”。持续强化人民调解组织“六个统一”标准化建设进程，精心细化32项具体建设指标，宛如为调解组织搭建起一套精密的规范框架。对达标的124个调解组织进行全面梳理，逐一纳入全区信息库，达成全区调解组织入库全覆盖的目标。如此一来，各类人民调解员、律师、“五老”乡贤等调解力量得以有效整合，编织成一张严密且高效的组织网络，确保调解力量能够精准下沉至社区的每一个角落、院落的每一处缝隙及楼栋的每一层空间，真正实现人群所聚之处必有调解组织守护，矛盾滋生之地必有调解工作开展。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下，成都市成华区人民调解工作积极搭乘智能化“快车”，以创新举措重塑调解模式，为矛盾纠纷化解注入强大动力。今年3月，成都市成华区司法局通过远程视频调解中心，组织召开2024年人民调解员“医疗纠纷典型案例解读”专题培训会，培训范围覆盖全区专（兼）职人民调解员、司法所工作人员及网格员等350余人。这一模式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还极大地提高了培训效率，为调解员的专业素养提升提供了便捷通道。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成华区创新探索实施“四诊四调”分层过滤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即“出门巡诊、随手调”，简单纠纷通过党小组、网格员、楼栋长在楼栋、院落随时随地化解；“坐堂接诊、及时调”，一般纠纷通过社区调委会、律师、心理咨询师、警官、法官、“五老”乡贤等多方调解力量化解在社区；“专业问诊、呼叫调”，复杂纠纷通过街道呼叫、部门报到，合力将矛盾化解在街道；“多方会诊、综合调”，疑难纠纷通过区领导召集专家、学者、金牌调解员、特邀律师等综合力量将矛盾化解在区内。

　　三个方面协同推进调解资源“集成化”，“九龙治水”转化为“一闸管水”新格局。例如，2022年，成都市成华区某地发生一起涉及人员死亡的补偿纠纷案件，一名入职仅3个月的员工在参加同事组织的短途旅行期间，于晚饭后独自在河边散步时意外坠河溺亡。死者的父母认定儿子的离世与公司存在关联，要求公司赔偿80万元。所属街道人民调解指挥中心迅速响应，凭借其完善的案件调度机制，第一时间精准匹配了擅长调解此类纠纷的“吴大姐调解室”的吴群芳参与调解。此案在法律层面并无过多争议焦点，吴群芳便从情感层面入手，最终成功为死者家属争取到40万元补偿。

　　在“五化联动”改革的浪潮中，成都市成华区深入挖掘社会资源，激活社会最小细胞构建调解团队。积极培育和扶持5至10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性化人民调解工作室”。例如，专司返迁安置院落治理矛盾纠纷的“老游调解工作室”，以及由13名老党员干部和群众组成的“天义调解室”等。近年来，成都市成华区司法局多管齐下，大力促进全区人民调解组织“扩量提质”，在财政上保障经费，让调解工作无后顾之忧；街道积极提供场所，为调解工作搭建实体平台。据统计，目前，该区已拥有12个品牌调解室，覆盖7个街道，其中，双水碾街道的“民族之花人民调解工作室”获评全省“金牌调解室”称号，成为一张亮丽名片。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196.com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196.com2024年12月2日，新京报推出《药王谷“抗癌中心”调查：一种秘方治百癌，医馆部分人员无资质》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当晚，当地官方发布通报称，相关部门前期对此已依法立案，正在开展全面调查，调查和处置结果将及时向社会通报。 多位患者及家属说，虽然药王谷“抗癌中心”已被立案，但尚无涉案人员被抓。他们尤其将矛头指向药王谷始作俑者吴鹏飞，希望官方彻查其涉嫌犯罪的问题。 药王谷“抗癌中心”从今年4月18日开诊至5月31日停业，官方统计曾来此就诊的患者共392人。多位患者表示他们都在社交平台上看了“吴鹏飞说”的视频宣传，为求“民间抗癌大师”的秘方药慕名而来。 在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吴鹏飞，有着“网络作家”“中医后人”“策划大师”等多个身份标签。他还是药王谷“抗癌中心”发起人。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21年，吴鹏飞就有发起组建药王谷“抗癌中心”计划，此后他两次策划药王谷开诊。其间他使用相同的手法，先后利用谭某保、侯元祥两位“大师”被查处的话题，在其社交平台发布“鸣冤”视频和文章，将谭、侯二人包装成使用秘方药治癌的“民间抗癌大师”。这些视频和文章为他带来巨大流量的同时，也收获众多粉丝。 一名曾于药王谷“抗癌中心”就诊的患者，保留了吴鹏飞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大量视频及文章，其中仅为青岛“抗癌大师”侯元祥喊冤的视频就有323个。在药王谷“抗癌中心”开诊前的一段时间，吴鹏飞开始在视频中植入“抗癌中心”的信息进行推广。 “先帮侯元祥喊冤吸粉，再将侯元祥冠以药王谷‘抗癌中心’总顾问的名头，最终目的是把患者引流到药王谷就诊。”这名患者确信，这才是吴鹏飞宣传药王谷“抗癌中心”的流量密码。药王谷“抗癌中心”停业前，停车场竖立的吴鹏飞宣传牌。受访者供图 323个“喊冤”视频 多位患者家属均称通过“吴鹏飞说”的视频，才知晓侯元祥其人、其药及其涉案件。 吴鹏飞在多期视频中反复宣传侯元祥有治疗癌症的秘方药，是“全中国中医治癌第一人”，3000多名患者经侯元祥治疗后肿瘤不见了，登记有名有姓的患者治愈率已超过80%，而且“侯老不像其他中医，治好了此癌症，治不好彼癌症”。 一名看过吴鹏飞宣传侯元祥全部视频的患者说，“越往后看，越是被洗脑了，越觉得有救了。”一些患者成为了吴鹏飞的忠实粉丝，甚至视他为“偶像”。 当求医心切的患者争先恐后地赶到药王谷，却没有见到吴鹏飞口中的“山东青岛著名老中医、民间抗癌大师、抗癌中心中医医疗总顾问”侯元祥。事实上，侯元祥因涉案，从未在“抗癌中心”坐过诊。 侯元祥与吴鹏飞有何交集？ 2023年9月5日，“吴鹏飞说”账号发布视频称，是侯元祥主动寻到他，请他呼吁喊冤。 吴鹏飞在这期视频中解释了为侯元祥“喊冤”的原因：一是侯元祥学医前当过教师，吴鹏飞也当过教师，二人算是同行，有共同话题。二是侯元祥是中医，吴鹏飞的父亲也是中医，其爷爷也学过中医。吴鹏飞还称其最好的学长和朋友都死于癌症，他曾在全国寻中医治癌高手，最终没找到。对于侯元祥的治癌理论、用药思想他都比较相信。 这期视频已是吴鹏飞为侯元祥“喊冤”而发布的第51期视频。第一期为侯“喊冤”的视频发布于2023年7月11日，标题为“民间中医冤案：一家人被判刑50年”。 吴在视频中说，侯元祥一家正常的行医行为，被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他在深入了解此案后发现明显是冤假错案。 从那一天起，吴鹏飞通过“吴鹏飞说”账号，几乎每天为侯元祥发布一期“喊冤”视频，截至2024年10月28日，共发布323期。 吴鹏飞在视频里介绍了两个经典案例：淄博的一位肝癌患者已被西医判定没得治，喝了侯元祥的秘方药，半个月后肿瘤只剩下了一半，给患者做检查的医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一例是，曾确诊肝癌晚期的一位患者给吴鹏飞发去视频说，被侯元祥的秘方药治好15年了。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前期的视频中，吴鹏飞一边为侯元祥“喊冤”，一边宣称侯元祥通过多年验证的中药秘方，治好过三千多名癌症患者，还称“一家全国性的民间中医组织，对中国十大治癌名老中医的疗效逐一调查，当时确认侯元祥治好的患者是1166人，治愈率超过80%以上”。 不过，吴鹏飞并未说明所谓的“全国性的民间中医组织”是何机构，调查样本数据如何出炉。即便侯元祥到案后已供述了自己虚构“博士”“教授”身份，也没有中医的医师资格证，只是为了挣钱卖一种自配的治疗癌症药，吴鹏飞仍在视频宣传中对侯元祥冠以“中医药治癌的奇人、是中医治癌领域罕见的人、全中国中医治癌第一人”的名头。“吴鹏飞说”账号为侯元祥“喊冤”发布的第一期视频。视频截图 植入药王谷“抗癌中心”信息推广 吴鹏飞持续发视频为侯元祥“喊冤”并鼓吹其抗癌理论和秘方药，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和关注者。很快，其真实目的显现：“药王谷抗癌中心”这一表述开始在视频里频繁出现。 多位患者家属说，吴鹏飞帮侯元祥“喊冤”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最终还是引流到大家对药王谷“抗癌中心”的关注上。那时，吴鹏飞已经在为“抗癌中心”后来的开诊做预热，以达到揽客的目的。 “不管是侯元祥还是粉丝、患者，可能都只是吴鹏飞策划推广药王谷‘抗癌中心’里的一环。”一名患者家属说。 患者家属王晓英就是通过“吴鹏飞说”的视频，不仅得知侯元祥有治疗癌症的独门医术和秘方药，还得知侯元祥是药王谷“抗癌中心”的医疗总顾问以及药王谷的具体开诊时间。 更多的患者及家属也在知晓了“抗癌大师、治癌秘方、抗癌治愈率超80%”与药王谷“抗癌中心”的关联后，前去求诊。 患者家属出具的就诊视频显示，患者和家属在药王谷“抗癌中心”见到吴鹏飞后，争相与吴鹏飞在“抗癌中心”四合院门前合影留照。另一段视频中，抗癌中心梅花灸二层小楼前，吴鹏飞和一名患者握手交谈，旁边还有人围观拍照。有患者家属说，“每天都在关注看吴老师的视频，我们就是看了你的视频才赶来的。”吴鹏飞（左）与就诊患者在药王谷中医馆四合院门前合影。受访者供图 受到追捧的药王谷“抗癌中心”治疗费用并不低。据患者及家属所说，不管什么癌症，患者都是先行七天梅花灸治疗，再由中医诊脉后拿取秘方药。药王谷“抗癌中心”价目表显示，梅花灸2800元/次，7天疗程费用近2万元；“抗癌中心”三位坐诊中医收费最便宜的为14900元。仅这两项费用简单计算，392名患者在药王谷“抗癌中心”的就诊总花费或超1350万元。 吴鹏飞曾表示，为感谢侯元祥无私将治疗癌症的理念、思路传授给药王谷，“抗癌中心”每收治一位病人，将提留一部分款项转交给侯元祥。 在药王谷“出事”之后，吴鹏飞试图撇清与侯元祥秘方药的关系。 2024年5月底药王谷“抗癌中心”被当地官方查处后，吴鹏飞曾发布一条澄清视频称：我们的秘方药，为了尊重提供者，我采取了低调不宣的方针，医馆其他人员甚至包括医生，他们也讲不清楚，客观上造成很多粉丝，误以为这是侯老的秘方药。 但曾在药王谷“抗癌中心”坐诊的医生刘义兰告诉新京报记者，侯元祥涉案被监视居住期间，靠发达的网络信息渠道也能指导“抗癌中心”这边。依她了解，“抗癌中心”的秘方药就是侯元祥的药方。 肝癌患者李东华因在药王谷“抗癌中心”就诊后病情加重，他强烈要求药王谷“抗癌中心”引见当时处于被监视居住的侯元祥亲自诊断。 李东华说，药王谷“抗癌中心”行政副馆长王某银与侯元祥电话邀约后，王某银通知他于2024年5月13日赶到青岛。次日清晨5时30分，他和妻子被王某银带到侯元祥家里亲诊。 李东华妻子说，受王某银所托，当时还给王某银和侯元祥拍了张合影照。 患者家属王晓英说，哥哥服用药王谷“抗癌中心”的秘方药后病情同样加重。5月10日她也曾带哥哥去过侯元祥家里求诊。 多位患者家属还提及，当患者就诊服用秘方药出现不适症状后，曾向药王谷“抗癌中心”反馈出现的症状，但都被告知这是正常现象，需要继续服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耽误了正常治疗时间。 多名患者及家属举报后，当地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药王谷“抗癌中心”被查处停业。 吴鹏飞（右）在药王谷“抗癌中心”导医室，接受患者和家属咨询。受访者供图“抗癌中心发起人”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吴鹏飞发起组建药王谷早在2021年就有计划，并于2022年8月以“抗癌村”的名义开诊。 与打造侯元祥如出一辙的是，当年开诊前，吴鹏飞同样利用了一名被官方查处的“大师”谭某保，先为其“喊冤”，继而将其包装成“抗癌大师”进行宣传，最终将谭某保请到药王谷“抗癌村”坐诊。 筹建药王谷，可能始于2021年4月。 “吴鹏飞观点”公众号发文称，2021年4月1日，吴鹏飞与“从事中药材、康养、医养方面的开发与运营工作小有成绩”的老朋友梅总相见，二人畅谈了携手推进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构想，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药王谷实地考察。 4个月后，一家名为“药王谷养生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提交资料申请中医诊所备案。 患者家属陆女士出具一份当地卫健部门作出的《依法分类程序处理决定书》显示，经核实，药王谷中医诊所2021年8月由药王谷养生管理有限公司提交资料申请中医诊所备案，同年9月10日发放《中医诊所备案证》。诊所法定代表人王富杰，主要负责人梅务鑫。 发放备案证近一年后，吴鹏飞邀广西贵港的“老中医”谭某保于2022年8月来药王谷坐诊。 2024年11月27日，新京报记者联系上谭某保本人。他说当时自己的小诊所因“使用劣药”被罚款10万元，感觉有点冤，通过网络关注到吴鹏飞，便主动联系对方帮助讨公道。2022年7月，吴鹏飞开始发文为谭某保“喊冤”，文章直指谭某保被罚是因为他“太老实，不懂得潜规则。” 谭某保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后吴鹏飞了解到他治疗过癌症，也有自己的抗癌秘方药、专用药，于是请他到药王谷“抗癌村”来坐诊，“除了基本工资，就诊收入还能提5%。” 吴鹏飞也曾发文记录此事，称筹办了两年的药王谷“抗癌村”，引来了坐诊医生谭某保。文章透露了2022年8月5日药王谷“抗癌村”正式开诊。吴鹏飞还发布了他和谭某保于“抗癌村”四合院门前的合影照。 新京报记者发现，药王谷“抗癌村”四合院门口场景与如今的药王谷“抗癌中心”四合院为同一处。 谭某保回忆，他在药王谷“抗癌村”干了一个月时间，几乎没有什么病人就诊，他也就看过两三名患者，用的是自己配制的药。他在药王谷更多的时间是帮助“抗癌村”打理花草，后来因个人生活不习惯返回广西贵港。2022年7月22日，吴鹏飞（右）与请来的民间中医谭某保在药王谷“抗癌村”合影。受访者供图 谭某保离开后约3个月，药王谷中医医院有限公司成立。 “天眼查”内容显示，药王谷中医医院有限公司创建于2022年12月30日，法定代表人王绍军。经营范围包括：中医诊所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药品零售，中药饮片代煎服务。 前述《依法分类程序处理决定书》显示，2023年1月30日，由药王谷中医医院有限公司向卫健局提交中医诊所备案申请，将药王谷中医诊所法定代表人王富杰，变更为王绍军。 2023年2月14日，当地卫健局对药王谷中医诊所重新审批的《中医诊所备案证》显示，诊疗范围为中医科，法定代表人王绍军，主要负责人梅务鑫。 吴鹏飞曾在视频里声称，王绍军是跟随他20年的助理。 2024年11月，王绍军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他只是药王谷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具体事宜都不管。资方老板是梅务鑫，当时是梅务鑫邀请他任法定代表人。面对新京报记者的询问，梅务鑫则说他不是资方老板，只是业务人员。他还透露由吴鹏飞负责中医馆的宣传。 新京报记者从当地有关部门获悉，经对药王谷“抗癌中心”的老板和法定代表人调查了解，药王谷由吴鹏飞主动寻求合作而创建成立。从注册资料来看，未发现吴鹏飞参与药王谷“抗癌中心”股份，是否有实际利益关联尚未查清。吴鹏飞（右）在药王谷“抗癌中心”与患者和家属交流。受访者供图 鼓吹“抗癌治愈率超80%”涉虚假宣传 药王谷“抗癌中心”停业后，吴鹏飞为侯元祥“鸣冤”、鼓吹“秘方药抗癌治愈率超80%”的系列视频，也被相关部门责令下架。 多位患者及家属在网上发文，痛斥吴鹏飞是骗子。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许多患者手举身份证，实名举报吴鹏飞，表示都是因为看了他的宣传诱导视频，才前往药王谷治疗导致受害。 作为药王谷“抗癌中心”发起人，同时也负责宣传的吴鹏飞，是否会承担相应责任，目前尚不可知。但在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殷清利律师看来，其鼓吹“抗癌治愈率超80%”是典型的涉及虚假宣传行为，依据《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非法行医罪或生产、销售假药罪。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义杰认为，如果吴鹏飞的文章、视频是受委托而制作发布，则属于广告范畴。《广告法》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的内容；另外，广告法还列举了虚假广告的具体情形，如曾获荣誉、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或者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或者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如果被认定为虚假广告，可能承担罚款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担刑责。 卢义杰表示，如果认定涉案文章、视频是独立的第三方评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在患者持续举报投诉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抗癌中心”存在虚假宣传，责令“抗癌中心”撤掉宣传牌。 目前，当地警方已就药王谷“抗癌中心”有关涉嫌犯罪的案件立案侦查。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初查证据来看，更符合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 11月28日，新京报记者分别拨打了吴鹏飞的两个手机号码欲了解相关事宜，电话未接听，短信也未回复。 12月份以来，“吴鹏飞说”社交平台账号仍在持续更新，其发布的视频多与文化和历史相关。翻遍该账号所有视频，再无药王谷“抗癌中心”相关内容。 12月8日，新京报记者再次致电吴鹏飞，电话仍未接听，但吴鹏飞很快回复一条短信称，对于此前新京报的报道，他会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情况说明作为公开回应，“敬请关注”。 新京报记者 李英强编辑 甘浩校对 张彦君《行动方案》称，为积极响应教育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加快人工智能理念、知识、方法和技术深度融入高等教育专业建设，推动课程教材、培养方式、实习实践、教学管理及评价机制等改革创新，打造一流“人工智能+”专业体系，特制定行动方案。

　　据新华网报道，4项行动包括：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当日上线“AI学习”专栏，邀请“大咖”谈AI、组织名师教AI、鼓励师生学AI；推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能升级，支持全民个性化终身学习，上线智能工具增加课堂互动，促进就业、考试、留学等教育服务更加便捷畅通；实施教育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大模型从课堂走向应用；将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育对外开放，搭建数字教育国际交流平台，提供人工智能教育的中国方案。

　　山西长治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弓永玲对“人民城市·上海实践”主题展区的“宜居”展示内容有感而发。“通过这场展览，我们更多地了解上海在旧区改造、城市更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上海尽管寸土寸金，但在人民城市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老百姓居住环境的逐步改善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老百姓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在不断扩大，还有一批批居民告别老房，相约新居，圆了‘旧改梦’，让人充分感受到上海将‘住有安居’的理念落到了实处，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

　　二是“实践之变：新质内容生产力的全方位探索”。李芸说，近年来，上海报业集团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全方位、多维度重塑生产机制，打造主流媒体新质生产力。集团集约式打造“融媒创新空间”、“AI数字人融媒创作平台”，激发媒体释放先进生产力，并实现轻量化、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同时，自主研发媒体垂类模型和专属算法。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派生万物AI办公算法”、“澎湃智媒音乐大模型算法”、“澎湃智媒AI海报算法”、“派生万物传播大模型算法”、界面财联社推出的“财跃大模型”等5个算法，获得了“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打造安全可控的技术基座。

　　三是“未来之变：新领域、新赛道、新机制的前瞻布局”。李芸指出，主流媒体必须保持高度技术敏锐，加强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小步快跑，持续投入，为赢得未来传播主动权、主导权夯实基础。接下去，上报集团将加速迭代融合技术研发，布局智能汽车、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未来传播渠道。同时，在实现应用场景商业闭环、培育数据资产、培养复合新质人才等方面全力提速。“未来20年，AI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但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今天的我们能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做一些有价值的事。”

　　阳先生此前向澎湃新闻反映，他调查发现，“Dr.Wong”品牌产品存多种乱象，如有的产品备案信息和对外宣传信息不符。根据品牌对外宣传信息和专柜店员介绍，一些产品疑似非法添加潜在致敏性和光毒性的禁用原料“马鞭草油”，或未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2021年版）》的化妆品“新原料”；花朵精油产品的实际萃取植物部位，疑用根、茎、枝叶掺杂；以植物原精等提取物冒充植物精油，疑以次充好；多款香膏产品备案填报为“膏霜乳”剂型，实际疑似为“蜡基”类产品，疑无证非法生产等。

　　12月1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致电阳先生称，位于上海华润时代广场的Dr.Wong专柜，销售方为深圳市黑云杉芳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目前该局已向备案人所在的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协查函，待回复后决定是否立案调查，或移交处理。12月18日和19日，澎湃新闻多次致电宁波江北区、苏州工业园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公开电线日晚，澎湃新闻搜索发现，Dr.Wong的所有线上旗舰店铺中，“柠檬马鞭草”精油等3款产品均已下架；“澳洲尤加利单方精油”，已改称为“香薰精油”；“杜松果单方精油”已下架，“意大利永久花单方精油”、“罗马洋甘菊单方精油”等多款产品页面已更改，蒸馏现场照片均被删除，文字描述内容也有所修改；Dr.Wong乳木果滋润膏以及多款植物香膏产品的商品链接，也均被删除。

　　近日，“百草味发霉产品致孕妇住院事件”一事，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热议。而事情却迎来反转，涉事消费者致歉称，她编造了百草味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内容，试图敲诈勒索。百草味回应称，公司以被敲诈勒索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被受理。目前，涉事的“孕妇”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续将等待法律的进一步裁决。12月19日，百草味一名相关负责人回应澎湃新闻记者，接到涉事消费者刘某对该公司产品的投诉后，公司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核查。经核实，刘某所投诉的产品质量问题系凭空捏造，所提供相关凭证图片经网上比对有重叠且明显作假，公司根据掌握证据以被敲诈勒索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被受理。目前，刘某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续将等待法律的进一步裁决。

　　如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车辆的商业保单载明其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该性质的车辆，服务对象一般为家人、朋友等与车主有特定关系的人，而事故发生前两个多月，平某在顺风车平台接单184单并收取费用，且行驶路线不固定、区域跨度大，显然有别于以满足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顺风车形式。综合考虑其出行目的、行驶路线、收费情况以及车辆作为顺风车的出行频率，其行为明显超越私家车出行以“家庭自用”为目的、顺路搭载他人的范畴，更接近营运车辆的有偿载客服务，客观上显著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法院审理认为，财险合同中，营运机动车辆的危险系数明显大于非营运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标准更高。赵某以家庭自用的非营运机动车投保，投保后持续在网约车平台接单且未告知保险公司，案涉事故发生时也在接单，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同时，保险条款中涉及“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使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责任免除部分的字体已加粗加黑，保险公司尽到提示义务；赵某通过电子方式投保并在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电子签名，免责条款经其确认。据此，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用好“新八级工”改革这个“风向标”。过去，技能岗位职业“天花板”不够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人社部门近年来试点推行“新八级工”改革，持续健全技能人才评价制度，逐步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引导求职者转变择业观念。目前，各地已累计评聘4000多名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应进一步发挥人才评价“风向标”作用，大力推动“新八级工”改革提质扩面，鼓励更多企业将职业技能等级与收入、待遇、荣誉等相衔接，在全社会树立“技高者升级、技高者多得”的鲜明导向，激发年轻人投身技能岗位的积极性。

　　开发布匹瑕疵检测系统，助力传统纺织厂升级成智慧工厂；攻克新型材料焊接“卡脖子”技术，在重大工程中练就绝技绝活；为大飞机加工设计新零件，创新工艺提升零件制造效率……近年来，不少90后、00后加入技能大军，扎根一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不断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技能力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当前，我国正全面实施“技能中国行动”，随着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社会关注度持续提升，学技能有奔头、干技工能成事的共识正在形成。期待更多年轻人把握机遇、奋发有为，努力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投身技能岗位担当大任、出新出彩。

　　建好技能竞赛这个“大舞台”。职业技能竞赛是选拔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对年轻人具有示范作用。第四十七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手平均年龄仅22岁，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不到30岁的选手约占七成，年轻人凭借精湛技艺为国争光，成为更多技能小将的学习榜样。据统计，全国每年有上千万名企业职工和院校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应加快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将技能竞赛标准融入课程教学和生产实践，提升竞赛的专业性、互动性、实用性，带动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奖，为年轻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搭建阶梯、拓展机会。

　　架好校企合作这座“互通桥”。部分职业院校学生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不匹配，是产生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因素。加强校企合作，紧贴产业实际和未来所需开展技能教学培训，才能高效培养急需紧缺的工匠人才。支持职业院校推广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通过开设企业“订单班”、组织顶岗实习等方式，引导学生尽早熟悉技能岗位，坚定职业志向。倡导企业积极践行新型学徒制，与院校开展技能研修、名师带徒、同业交流等，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让年轻职工从“一技在手”向“学技终身”转变。

　　是到手的政策利好，也是奋斗的踏实回报；是科技的创新发展，也是办事的便捷体验……这一年，改革成为最鲜明的关键词，一份份获得感触手可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激励我们信心满怀、步履铿锵地迈向壮美前程。这是共同的事业。“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回头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向前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已然明确，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