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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南亚，有许多像妙瓦底一样遍布电诈园区的地方，比如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波贝市，位于柬埔寨和越南边境的巴域市，仅仅在波贝市，我们就发现了超过20个园区。就在今年2月中旬，泰国和柬埔寨政府组织联合执法，对波贝其中一个园区展开行动，成功解救215名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大部分都是泰国人或者印度人。所以，妙瓦底在东南亚电诈产业链上并不特殊，它的特殊之处是克伦民族联盟（编者注：缅甸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一支武装组织）与其武装力量克伦民族的发源地。克伦民族和缅甸中央政府曾有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上世纪90年代，克伦民族联盟一分为二，一派以波妙为首的基督教派继续沿用“克伦民族联盟”的名称，另一派改称“克伦进步佛教协会”，其所属的武装改编为民主克伦佛教军。民主克伦佛教军成立后，一边配合缅甸中央政府围剿克伦民族联盟，同时在整编军队以及税务问题上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博弈。至2010年左右，民主克伦佛教军大部改组归缅甸军方指挥，成为克耶边境警卫队。简而言之，妙瓦底当地的政治形态和社会治安长期混乱，而混乱就容易滋生犯罪。

　　李玲：性剥削、人口贩卖、暴力杀戮在东南亚电诈园区长期存在，在一些柬埔寨园区，每个月都有中国人、越南人死于非命，还有因为残忍剥削而疯掉的女性。大家熟悉的关小黑屋、蹲狗笼，是老花招了。园区这几年逐渐变得残酷，也和疫情有关。疫情防控期间，人流变少，诈骗产业缺人，柬埔寨西港曾出现许多绑架事件，绑来的人被迫做诈骗引流，园区既不需要付工钱，还能利用人头索要赎金，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人口贩卖的产业链运转起来，园区内虐待、性侵，成为诈骗园区老板控制园区人口、索要赎金的惯用手段。

　　李玲：2008年前后，中国国内严打电诈，犯罪向境外转移。有数据显示，2015年，国务院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之后东南亚国家向中国移交的犯罪数量明显上升，当时东南亚的电诈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我了解的缅甸和柬埔寨为例，2019年，缅甸国内放开赌博，规定缅甸三星级以上的酒店都可以开设赌场，柬埔寨则很早就赌博合法化。赌场和诈骗园区紧密相关，既可以为诈骗园区提供场所，也可以帮助洗钱。赌场和诈骗园区产生的高额利润，则是当地各种民间地方武装组织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缅甸、柬埔寨等地，精英阶级与诈骗园区勾结，他们不仅是园区的地主，并且为园区提供物业服务和“保护伞”服务。在地理位置上，缅甸一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在疫情防控期间，缅北的偷渡路线都未完全封闭，而柬埔寨虽不与中国接壤，但是从广西到越南再偷渡至柬埔寨的路线非常成熟，这些因素让缅甸、柬埔寨等地的电信网络诈骗变得十分猖獗。2023年7月，中缅两国开展联合行动严打缅北电诈，非常有效，但也直接导致大批园区向缅东金三角、柬埔寨转移，这些转移的区域选择非常巧妙，位于边境，方便人员和物资流动，但同时又不与中国接壤，这让执法机构很难复制打击缅北电诈的方式，取得类似的成效。

　　李玲：大概2022年，电诈园区好像变得更加兴旺，东南亚电信网络诈骗出现精准化、产业化和链条化的趋势。这与2010年左右我在国内看到的一些家庭作坊式诈骗很不一样，产业化的运作，园区动辄四五千人的规模，让电诈公司高层更容易隐身并洗钱。最新的情况是，格鲁吉亚、迪拜、土耳其、印度，直到西非的尼日利亚都出现了电诈园区，巴西、秘鲁也有诈骗园区，尼日利亚原本诈骗手法简单，惯用类似“浪漫爱”的诈骗剧本，也没有引进投资，但现在有骗术升级、资本流入电诈产业的迹象。如果你来柬埔寨西港，还会看到很多乌克兰人进出知名电诈园，电诈有全球遍地开花、跨国合作的趋势。这些诈骗公司不仅骗中国人，还有专做比如欧美盘、东南亚盘，我还遇见一个泰国工厂雇佣70名员工，最终都被拉进了缅甸电诈园。

　　姚志刚：从我所办理的电诈案件来看，涉诈人员有这些特征：第一、云贵川渝山区的人偏多，这部分人对电诈的运营模式以及法律风险不了解，且容易相信熟人以及虚假招聘广告。第二、低收入人群和失业人群，包括农村青年、城市的低收入打工者，还有背负赌债、网贷的人，他们容易被宣称包吃包住、月薪过万，还包往返机票的高薪工作诱导。第三、学历偏低人群。从事电诈的人很多仅有初中学历，因为缺乏对于招聘话术的辨别能力，很有可能被洗脑或者被威胁后从事电诈。第四、刚毕业的学生，这一部分人容易被培养成话务员或者说键盘侠。第五、被精准垂钓的人，一些电诈产业需要的IT技术人员，再比如王星。诈骗分子用行业熟悉的话语，以拍摄为由不仅诱骗演员，还诱骗模特，甚至一些律师也会误以为要去境外工作而上当受骗。

　　李玲：如果是从泰缅边境偷渡至缅甸园区，都会经过泰国的人口贩运受害者鉴定程序。鉴定标准是检验个人是否被扣留护照和手机，是否可以自由活动，是否被虐待，是否有薪水，以及每天的工作时长。如果是被迫陷入园区，受害者可以并且需要做到的首先是积极与国内警方联系并且报警，证明自己并非犯罪者；其次就是尽量留存被虐待的证据。但去年开始，园区内会要求个人拆掉电子设备的GPS和拍照功能，受害人无法留存和传递任何信息。所以我建议，受害人可以在被解救后尽量配合泰国警方表明态度，清晰地叙述自己被拐卖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性事件，帮助警方进行鉴别。

　　姚志刚：经过这一轮警方打击之后回国的人，如果是老板、管理层、骨干成员，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从事诈骗时间不长，被胁迫犯罪了，自己是受害者，但同时也会成为被告人。中国刑法规定，即使在境外诈骗，仍要受到刑事追究，以涉及的诈骗数额、在境外时间长短来量刑。有证据证明自己被胁迫犯罪，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处罚，只能从轻、减轻处罚。我曾经有一位当事人，他把所有的犯罪证据通过云盘保存下来，回国后移交警方，证明自己是胁迫犯罪，争取了从轻量刑。

　　但我也要强调，即使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客观上犯了罪，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诈骗类的犯罪，往往前期是受害人，但是后期也已经是犯罪者。在我办理过的跨境诈骗案件中，90%的案件都涉及两个罪名，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为了避免陷入园区，在前期，对方让你偷偷出境的时候，你就已经要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出去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很多人认为偷偷出国没人知道不涉嫌犯罪，实际上如果你了解法律，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马上决定放弃出境，保护自己。

　　姚志刚：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信息被大量贩卖，几十万、上百万信息打包贩卖给第三方，一些从业者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权调取、贩卖信息，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触犯的是泄露个人身份信息罪，被判刑的不在少数。在实际诈骗中，大量的实施者采取的更多是“开盲盒”的方式，这些人进入园区后会领取5到10部手机，手机里已经有大量的微信群和QQ群，只要进群互动，扮演好你的角色，推动诈骗，我推测，诈骗集团能掌握大量的微信群和QQ群，很可能还采用了黑客技术窃取信息。

　　我们都呼吁要治理电诈，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系统性工程，各方都要努力，从受害者的角度说，每个公民要提升反诈意识，公安机关要善于精准宣传，而精准宣传依赖的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涉及的政府部门要积极参与，如何鉴别哪些人容易受骗，又如何成功劝阻他受骗。诈骗是一种可预防性犯罪，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短视频里，警察追着受害人后面跑，受害人还认为你妨碍我发财了。其次是技术手段，通过技术手段提升防范能力，包括平台如何监测诈骗信息，个人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同时要了解诈骗的手段和方式。

　　受害人之外，我们谈一谈嫌疑人。诈骗的产业链极其复杂，但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专门实施诈骗的最前端的实施团伙，另外一类是辅助诈骗的黑灰产业链。实施诈骗的团伙，目前来看大部分已转移到国外，需要跨境联合打击；第二类黑灰产业链，大部分还盘踞在国内，而且它的数量可以说已经是实施诈骗团伙的10倍甚至20倍，也就是说如果东南亚有20万诈骗团伙，那么国内黑灰产业链团伙有200万以上，一定要用技术手段把产业链逐个击破。这是从人的角度来分析，从信息流的角度分析，国内还要加强对通信流的管控，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加强对手机卡、卡“两卡”的治理，还要加强对资金流的管控，业要思考怎么用技术手段防止资金的快速转移，现在国内只有六大银行在严格实施资金拦截的响应机制，但全国银行有2000多家，怎么建立中小银行的拦截机制，提升拦截能力，最快减少受害人的损失？现在技术发展很快，怎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尽快有效识别异常行为，封堵诈骗是非常重要的课题。